今年雾季是在凌晨四点十七分准时抵达的。
沈映秋是被窗框的震动吵醒的。
海风把整片灰白色的雾压进这座滨海工业小镇,像是一块浸饱了水的厚重纱布,从废弃码头的吊臂一路漫过来,将炼油厂仅剩的灯火、远处省道的路牌、还有镇外唯一的联外桥梁,全都抹成模糊的光晕。
她住的这栋五层楼集合住宅是民国七十年代盖的,水泥外墙早就被海风盐分蚀出斑驳的铁锈色,阳台的铁窗弯曲变形,楼梯间常年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,灯光像隔着一层油膜。
她赤脚踩在冰凉的磨石子地板上,走到窗边。
玻璃上凝着细密的水珠,外头什么也看不见,只有白。
手机放在床头柜上,讯号格数跳了两下,最后变成【无服务】三个字。
去年也是这样,雾季一来,基地台被海雾干扰,对外道路因为能见度过低而封闭,整个小镇像是被装进一个巨大的玻璃罐里,声音被闷住,时间也被闷住。
镇公所的广播断断续续从楼下传来,喇叭破音,女声反复提醒居民雾季期间减少外出,注意防潮。
租屋只有八坪大,一房一卫,厨房与卧室之间只用一块发黄的塑胶拉门隔开。
空气里有股挥之不去的霉味,混着老旧水管渗出的铁锈味,连被单都带着潮湿的触感。
沈映秋把黑色长发随手挽成低马尾,眼下淡淡的乌青让她看起来比实际的三十一岁更疲惫。
她穿着一件洗到领口已经松垮的白衬衫和牛仔裤,裤脚磨得发白,腰腿却依然紧实,那是长期焦虑与劳动绷出来的线条。
丈夫陈建伟已经消失第十九天。
留下来的只有鞋柜里一双没带走的拖鞋,餐桌上一叠被翻乱的帐本,还有抽屉深处那个用橡皮筋捆起来的牛皮纸袋。
她把纸袋倒在矮桌上。
里面滑出来的东西让她的指尖发凉。
几张大丰当铺开出的催缴单,纸张粗糙,印着红色的逾期章,金额后面跟着一串零,利息用手写的字补在旁边,潦草而凶狠。
最底下是一张影印的本票,借款人栏签着陈建伟的名字,连带保证人那一栏是空白的,却被人用原子笔重重划了一条线,旁边贴...